北科生物胡祥在深圳国际生物科技创新论坛暨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2013-07-30 00:39:15   来源：南方网    

         2013年7月16日，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就第二届深圳国际生物科技创新论坛暨展览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深圳市政府副市长唐杰、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刘海林、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深圳市北科细胞工程研究所所长胡祥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坐;比利时驻广州总领馆官员、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市经贸信息委、市科技创新委、市人居环境委、市卫生人口计生委、市药监局、深圳会展中心相关领导参加会议，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媒体记者以及部分参展企业代表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会上，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刘海林介绍了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对生物产业和深圳生物展的重视与支持，以及第六届中国医药生物技术论坛的简要情况;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介绍了第二届深圳生物展的总体情况。

组委会主任、深圳市政府副市长唐杰代表展会组委会和深圳市政府做了讲话，热情邀请海内外客商参加第二届深圳生物展。他强调，深圳生物展是素有“中国科技第一展”之称的高交会孵化出来的第一个专业展，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力争经过3～5年的努力，把深圳生物展打造成为我国生物科技领域水平最高、影响最广、最具实效的专业展会，办成生物科技界的“高交会”。


发布会访谈实录(节选)：
记者：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北科生物胡董事长，北科生物主要做干细胞移植，这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最新的进展如何转化为临床方案?北科未来发展前景怎么样?第二届国际生物科技创新论坛是生物科技改变未来世界，您作为企业的掌门人，对这个主题怎么看?谢谢!



胡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在细胞治疗这块，因为最早是从干细胞起来的，但是现在整个细胞领域发展非常快，去年诺贝尔奖也给了IPS的，我们可以把任何年龄的细胞回到万能状态，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可以通过转移基因后调控细胞分化，分化成β细胞，把血糖降下去，这对糖尿病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去年最新进展是肿瘤的免疫治疗发展也非常快，可以根除肿瘤了。去年最新研究有八个晚期病人肿瘤细胞完全被根除掉了。所以整个技术发展非常快。至于我们，反而在一些政策法规，科学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技术发展，我们老的法律法规也要进步，法规科学也是一门很热门的科学，这个对推动整个技术产业发展、从企业角度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处于几个革命时期，有一系列技术突破和发展都需要有更好的法律法规来推动它，我们今天在临床用的这些技术大多是10、15年前的技术发明。过去10年发展非常快，就像华大基因是一个例子。对于基因学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可以掌控、可以调控了，会彻底改变人类的健康。作为展会的主题，因为赶上的是一次革命，不是简单的某一项技术突破和创新，它会是一系列的，它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物技术进步了，我们很多疾病的治疗，不管糖尿病、治疗肿瘤单克隆抗体，这些都是生物科学进步，延长了病人寿命。我们把北科生物定义为一个转化平台，如何把它落地，需要有一个实践。我们上游有千军万马一系列技术发明或者技术创新，下游有巨大需求，各种疾病治疗、抗衰老甚至获得永生，这都是我们共同梦想，如何搭建一个，把中间道路扩宽，把桥梁搭起来，让上游技术更早服务于广大老百姓，这是北科生物关注的。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实践做出一个很好的案例和示范。同时我们希望推动整个法规科学发展，让这些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大众。这里面很重要的还需要有一些有远见的领军人才，像汪建老师这样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要让我们整个科学要真正能够满足人们需求，一定要落地。今天我们社会发展，除了医学发展，还有信息学、计算机学等等技术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效率，所以我们新的科学模式、商业模式都需要我们创新。另外需要有一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生物产业会在一个很广泛领域把这些技术、资本、企业结合起来，希望孵化出更新更好的模式和一些体系推动整个产业发展。谢谢大家!
记者：各位领导来宾大家好!我是深圳特区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提问汪建院长，我听闻华大基因最近购买了一家美国上市公司，这对华大基因未来发展战略有什么影响?
汪建：我已经不是院长了，是前院长。从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关于基因和人们生活的关系在国内一直存在很多争议。所以这些年在国家大的战略布局上，稍微显得在争议中有些滞后。在前瞻性的仪器制造和专利布局上，我们国家几乎是空白的。我们最近几年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就遇到一个尴尬境地，我们走出去了，在欧美建立了我们的实验室、合作中心，也都落地了。但是我们叫做扛洋枪、打洋仗，我们的命根子是捏在一些垄断性国外厂商手里，他们过去是我们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提供设备，今天他们也进入同样存在的社会服务领域，进行同样的市场竞争，我们从合作者又变为竞争者。他第一个做法就是对我们所有的试剂涨价40%到3倍，对我们的仪器维修拖延，针对我们临床应用进行限制，对我们在其他国家战略布局不予支持。所以我们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从去年以来，一直非常尴尬。就好像我们买英特尔计算机，本来是战略伙伴，我们联想就能起来。突然英特尔自己也生产PC了，联想就死定了。我们去年就走到这条路上去了，感谢上帝给了这个机会，也感谢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国家发改委大力支持，我们终于并购成功，200多名职工几乎都没有离开，我们把它变成华大的成员之一，本来我们叫BG，他叫CG，CBGI一家人，现在合作非常好，有了自己的设备、有了自己的工具供应。过去缺的那条腿就补上了，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到两年中间，会有一个更大的、更快的、更广泛的全球发展，这种发展跟过去的深圳、和中国很多发展过程不一样，过去更多的是一种追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领跑的位置上，领跑的位置上更要显示中国今天社会发展特色，既有国家的意志，有民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渴望，又有国家的政策法规改革的红利和广大的世界最大的市场需求，使得我们有机会、有信心把这一个从科学到产业发展都变成一个引领全球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有这样的做法，还是不多的，我们共同呼吁我们媒体、我们政府更多地关注这一块。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叫做后发优势追赶。今天已经不再是速度问题，也不是质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化，从追赶变成引领，它遇到的政策法规挑战，人们习惯认识的挑战，和现有的利益格局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我们作为一个半民间的基础科研单位，在生物医药领域被自然杂志评为亚洲第六，第一是我们的老东家中国科学院，二、三、四、五是日本四个大学，我们排在第六，换句话说我们排在中国第二。前天苏立台风到来之前，我在台湾有一个讲演，台湾感觉良好，但是好像在前十名生物科技排名中间港澳台一个都没有。中国内地有三个，中科院、华大、清华，在前25名法人机构基础科研里，前25名排名中间港澳台一个也没有，中国内地有五个：中科院、中科大、北大、清华、华大。深圳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基础科研能够这么引领发展，更重要的这些基础科研全部都能够接地气，所以我们叫做“顶天、立地、为人民”到三个关键词一个不能少，前几天我跟钟南山院士聊天的时候，也希望把这个传达出去。前沿的科学如果不为民生服务、不能落地，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所以华大以崭新的面貌正在开展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新的模式。谢谢大家!
记者：各位好!我是南方日报的记者，请问汪建董事长两个问题，第一，前一阵有消息华大基因合建一个基因组学研究所，华大基因本身有很强的实力，这样的合办将会有些哪些双方优势可以结合?对华大基因组学研究有什么改变?第二，华大基因产业化方面，华大基因现在推的产业化项目有的进展顺利一些，有的可能有一些政策限制，请问一下汪建老师，在将来的产业化过程中怎么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谢谢!
汪建：我们跟农科院合作成立创新院是两年前已经成立了，现在农科院换了一任领导班子，他们有些新的想法，想在深圳政府和华大支持下，创建一个新型的基因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以他们自身力量为主，我们作为一个支撑机构，在研究院框架下运行。最主要是一些体制上的障碍，他作为一个国有体制，经费到深圳来是不合法的，所以不能形成一个这样的机构，对他来说非常麻烦。但是我们又是做基础研究，又不能形成一个合资企业，我本身的目标不是盈利的，是在育种的更上游，所以就有点尴尬。这样我们就成立一个在联合育种创新院下面各施其责的研究所，依赖我们平台。
第二个，您刚才提到一个很尖锐问题，政策法规和科技突破创新的问题。我想在未来创新发展中有两个大的考虑，第一，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说，总是科技创新在先，政策法规在后跟进，要不然就没有创和新，如果都在政策法规内就不叫创新，那叫遵纪守法。创新一定有突破。这就跟生产力、生产关系一样。所以在去年党中央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创新的时候，我从头读到尾，我很遗憾没有看见对政策创新的鼓励，所有东西都是对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人才、创新产品的鼓励，换句话说，一个创新国家建设需要两方面的努力。第一个是科技人员创新激情，创造力的发挥。同样也需要政策法规的及时的创新和保驾护航，而不应该成为障碍。你说的那篇报道有它中立的地方，有它公正的地方，但是它应该更加提及到我们这些工作跟政策法规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这项工作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哪里，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我们现在考虑问题第一个我做的事情符合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它的科学性站不站得住。第二，它的社会伦理性。第三，这个技术成熟性和稳定性站不站得住脚。第四，有偿服务的良心在哪里?你是漫天要价，像瑞士的羊胎素，既没有科学性，收费也没有良心，但是有人去，我个人坚决反对。如果你满足这四个条件，科学、伦理、技术、合理收费的话，我认为政策法规就应该跟上，而不应该把我们脚削小了套到老的政策法规里，而政策法规在医学那一块、药政那一块有他们本身不协调的问题，这就是2月份我在中南海汇报的时候，我就专门讲了这个这个事情，当我们基因学反复强调基因，房地产反复强调位置的时候，克强同志反复强调改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他的重要性、攻坚性和对未来发展挑战性。所以不是说我们我们犯了多少规，而是我认为到政策法规要为创新突破保驾护航的时候，当年的政治体制下怎么能一国两制呢?修宪修法;当年土地怎么能买卖呢?深圳走第一步，修宪修法。今天的基因科学、今天的干细胞都走到这一步，当科技有突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要求、也在呼吁政策法规要跟上呢?而拿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新鲜事物，用10、15年前的政策法规去套、去憋死它，我们的记者在报道这样的事情，要摸摸自己的良心、看看科学发展的规律，不要随便说话。
我这个年纪大，说话比较冲，因为我无所求了。但是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所有的工业革命时代，我们不是受欺负，就是跟着后面跑，我们什么时候在任何工业产品上引领了世界发展?而今天我们在生命科学上、在某些领域上，特别在民生的领域上有了一些领先的发展。那篇文章报道后，有一个产妇发出抗议的声音吗?我们做了15万份，我们错误率是4，15万分之4，而且错误率不是错误，是因为存在的未知科学问题，不是技术问题错误、不是人为错误，这样的准确率在医疗历史上有过吗?那篇报道他自己应该反省，这样的报道他有没有后续的报道来证明、来讲科学发展的规律、来讲科学性，凡是在他政策法规的时候，我个人感觉第一条要讨论科学。我们习惯于工业时代跟着别人跑，我们不需要科学，为什么?摩尔定律不是我们发现的，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发现什么呢? Π——3.1415，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传播出去。5000年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贡献上非常非常有限。后来四大发明是发明、是技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喊科学，我们科学发现还是很少。今天华大做的很多是科学问题，证明这是科学，科学是什么?是真理。我揭示了真理，我按照真理做事，我有什么错的?科学问题，这是第一条重要。科学发展喊了这么多年，随随便便拿(相对滞后的)政策法规就能套吗?我就不买这个帐，说多了，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