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阳：我不是投资家 做生物医药产业爱好者【3】
2012-03-07 01:44:00   来源：创业家   

　　所以，杨最怕别人问自己：“怎么不去沟通呢？”在杨表示这已经是沟通的结果时，对方再问：“为什么呢？”“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李大眼(李承鹏)那么几个人要独立参选就不行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在清华学了8年，真的蠢。”

　　“我跟你白话了一上午，”杨说，“只是在说，我的主要工作、主要思考点不是光去判断技术好不好，之后还要对付这么多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难度很大的问题，比如肿瘤的基因和免疫治疗。从原理到实践我们都已经看出非常好的前途，比现有的治疗方法有差异化的提升。但是，在申报上遇到很多问题，怎么处理，我们要研究。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我们必须谨小慎微，同时你面对的又是一个不健全的不怎么工作的国家机制。

　　“我最早是由于无知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后来不是有某种理想支撑的话，不可能继续下来的。我一个在清华读了8年书的人，至少不会这么弱智吧，虽然没有蛮子、(徐)小平他们那么聪明。当然，这种追求背后肯定也潜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如果单纯追求商业利益，那有很多追求法，有很多短平快的项目，未必要做这件事。还有，我也有一种侥幸心理--很快他们就会理解的。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就想明年他们就会明白了。”

　　仅就投资而言，杨认为在中国投资生物医药领域算不上真正的投资，因为没有退出机制。杨再以美国为例，几十年以来，有关生命科学的公司90%以上是没有盈利的，一个科研成果，申报了临床，或者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可以融到钱，能够上市，早期的投资者可以退出。而“创业板我们期盼了那么多年，还是要求要有几年的盈利，这对创新型的公司用不上”。

　　所以，杨向阳说：“我不是投资家，不是天使投资人，根本不是。这么多年，真的做得很辛苦。现在也有人开始进来这个领域了，我表示支持，但我一般不建议轻易进入，太难了。在我人生的一定阶段，我走到了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愿意用我自己微薄的力量对我认为对人类重要的、未来有希望的、中国人可能领先的技术去做一些支持和早期的探索。我本身没有技术，但是崇尚做一个技术型的企业，用我们的技术提供好的服务。”

　　支撑杨的除了理想，应该还有那些证明了他的远见的项目。2006年，赛百诺开发的世界首个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获得了世界级的学术肯定，有效性也得到渐为广泛的证明。遗憾的是，杨向阳遇到了一个比体制问题小得多的麻烦，在这个以科学家彭朝晖主导的公司

　　里，杨关于公司发展的计划未能取得彭的支持。当年，杨退出赛百诺。杨经历过类似的事，但这一次才真正重视起来：“前期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特别重要，以前我们总觉得这是研发阶段，慢慢来，但真正需要改变的时候他(科学家)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杨的经验是，如果科学家能够蜕变成一个企业家，或者在适当的时机企业能够融合进来好的企业家，再好不过，但技术越强、越奇特，这种几率就越低，也就越令人难以忍受。

　　2010年，海普瑞在深市中小企业板上市，每股发行价格148元，并曾于次日冲高至188元。李锂瞬间成为“新首富”。不过，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杨已经离开了这个他投资超过10年并于2000年即开始赢利的公司。这些旧事，杨不愿多谈，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他选择退出迫不得已。其间的形势似乎是，无论他当时如何选择，他的结果均与今天无异，而选择离开，至少避免了两败俱伤。这种不算完整的解释符合杨向阳留给我们的印象，也与他在小范围内传播的“豪爽、义气”的名声匹配。事实究竟，身高1米8以上的杨满足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